任何一套历史叙事华锋优配快线，都要把相关史实从其原本所在的语境抽离出来，重新放置，贯穿于同一主题之下，俾其呈现出一种整体秩序。经过这种整合，我们通常认知的“历史”才得以形成。然而“整合”也有不同。一流史家既能用一个宏观主题笼罩全局，又能照顾到每一处微观现象原在的脉络；有些人则习惯于下意识地采用后见之明去厘定当初的决策，把歪打正着说成洞若观火。由此，原本只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就成为一条清晰坚定的直线，仿佛自宇宙洪荒，万物伊始，就朝向一个既定目标前进。
然而回到历史现场，面对各种可能，多数人都只是一片落叶，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微风、阵风、大风、飓风吹过来，卷过去，不知下一步飘向何方；其行动也多半是半推半就，不明底里，仿如碰运气、撞大运。当然，也会有信念、宗旨、意志、动机，但这些“自主”因素也不过只是历史的塑造力量之一：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历史没有底牌，无人担保，靠的是随时改变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竞争、合作、置之不理。在命运的走向变得清晰之前，一切都有可能。是什么造就了结局？参与者的回答未必更加可靠，反而可能因身在局中而愈发懵懂。
瑞士作家于尔克·舒比格写过一本小书《当世界还小的时候》。这很惹人深思：世界还小的时候，一切都和长大了不同。历史不也有小的时候？历史小的时候，一切都还未知，当然和长大了不同。可惜的是，一旦时过境迁，很多人就常会忘记历史原来的模样。因此，当读到西北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郭琦的回忆录《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我立刻感到这是一个少见的坦诚之人：他没有忘记，也肯于面对自己的“当初”——那时，历史还小的时候……
撰文 | 王东杰
“一叶识春秋”为书评周刊专栏，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并加以解读，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七期
郭彤彤
《千帆过尽⼀书⽣：郭琦口述历史》
作者: 郭彤彤
版本: 西北⼤学出版社 2024年12月
本书是郭彤彤整理其祖⽗回忆⼀⽣的⼝述历史记录。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以时间为线索，基本嚢括了郭琦40岁以前的经历，交代了⾃⼰家庭出⾝、求学成⻓、选择⼈⽣道路，如何从⼀个富家⼦弟在旧社会⺠族压迫下觉醒，转变到义⽆反顾地成为⼀位共产党员的过程，以及从事党的各种⼯作⾄解放初期⼀段的经历。下篇主要是讲郭琦在陕西师⼤和西北⼤学二十八年从事⾼等学校教育的管理实践经历与⼯作反思、经验总结等。
“一叶识春秋”的更多内容，详见：
第一期：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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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第五期：华锋优配快线
第六期：
第七期：
郭琦其人
郭琦1917年生，四川人，193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一师，当了几个月的小学老师，旋于1937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此前，他已加入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做了分队长。1938年3月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1月回到成都，在川大恢复学籍。1939年4月履行入党手续，担任川大文学院党支部书记。1940年7月再赴延安，进入青年干部学校高级班。毕业后在中央财政经济部、中共中央研究院、西北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7年3月调任西安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1960年5月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77年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校长，1983年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90年去世。
一句话，郭琦是个“老革命”——虽然这个标签并不合乎他的理想。这本口述史是其孙女根据他1989年10月所做自述的录音整理而成，所以我们不知这个书名是郭琦自己拟定，还是整理者的意思。不过，郭琦的自我认同的确是个“读书人”。但我仍认为，“老革命”三字更能概括他的人生经验，他的这本书可以成为“革命史”的分析对象。郭琦在其中展示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是怎样“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里面隐含了不少可以进一步分析的线索，提示我们注意到历史中那些尚未“妾身分明”的时刻：它们好比“一地鸡毛”，需要慢慢清扫——也许扫着扫着就理出了头绪，但这头绪乃是“妙手偶得”，而绝非自始就有一个完整规划。
郭琦。图源：西北大学官网。
左翼青年
郭琦“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有四个关键因素。首先是救亡——这是那时“参加革命”者共同的道路。郭琦读初中时遇到九一八事变，又听过一位东北流亡青年的演讲，颇为震惊：“日本人怎么把中国人搞得那么惨，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抵抗，老百姓也不抵抗，想不通”。这是一种非常直观、浅显的印象。但从此他“开始特别关注报纸”（“以前，基本上不看报纸，那个时期的初中生，看什么报纸？”），和同学讨论“怎么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还一起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宣传，却发现听众对激情澎湃的演说其实没什么兴趣，倒是唱歌、拉京胡、表演打篮球更能吸引群众注意，然而这不但近乎“跑江湖卖艺”，而且老百姓“看完也就完了”，并未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有趣的是，那时他们只会唱《小儿郎》《采槟榔》《教我如何不想她》——“拿这类歌曲在社会上宣传抗日救亡，看起来还真是莫名其妙”，然而他们那时并不觉得，还是“憋足了劲”把这些歌给“吼”出来。
从抗日救亡到“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间，第二个契机是读书。在师范学校期间，几个好思考的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一大功能就是哪个同学看到什么好书了，拿出来推荐给大家”。就“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在同学之间开始流传了”。当然，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对郭琦来说也只是众多“新世界”之一，并不具有高高在上的地位。比如，他从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中“知道了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阿芬那留斯、马赫这些人，开始到处找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乱七八糟地拿来看”。由此读了许多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依着原来读书会的活动，我交流给同学，有些同学就不喜欢，而同学喜欢的，我又不大喜欢，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参加读书会确实是郭琦思想形成的一个关键环节（这种形式在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思想转向中扮演了重要作用。郭琦所在的读书会只是一些志同道合者的自发组织，而很多读书会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有人专门向他推荐马克思主义著作：比如后来做过重庆市总工会主席的张显仪就对郭说，“你看康德的有啥子意思吗？我给你借本书，好得很”——于是就“塞给我一本《国家与革命》，说看完直接还给他，他那里还有呢”。可是那时的张并非共产党员，他的书都来自侯方岳，而侯也只是一个“正在寻找共产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张、侯转来的书多是“普及类的小册子，见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知识欲旺盛的郭琦食髓知味，自然难以就此满足。
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政治活动家，文艺评论家，剧作家。一生著述丰富，门类繁多，涉及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外交、建筑、文艺等。在文艺领域，他不仅创作有诗歌和剧本，翻译过作品，而且撰写了两千多篇文艺评论类文章，涵盖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美学等。
另一位同学李碧光在此时为郭琦提供了帮助。“他这个人，好像天生就能和人搞好关系。在社会上也是，认识很多人，经常给我们讲些社会上的事情，三教九流的，无所不包。他问我，你看这些书还不够？革命道理其实就那么多，天天耽误在看书上，还怎么抗日救亡、收复东北？”不过，李碧光还是找到了共产党人杨伯恺，为郭琦找到了一本《国家与革命》、一本《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妙的是郭琦认为《国家与革命》“没有必要保存”，想要退掉，李碧光却向他要书钱。郭没有钱，坚持要退掉这本书，而李碧光居然把它高价卖给了另一位同学——“他说，那龟儿子有钱，到处找这些书，找不着，我高价卖给他了。”李、郭拿着这些钱去吃了红油抄手。
这几段回忆颇可留意。显然，李碧光此时也是一位左翼青年，而且因为比较“社会”，颇有些门道，认得像杨伯恺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他似乎并不能确知他们的具体身份。因此他和郭琦，“还有省立第一师范其他的同学比如邓成泽、张万禄、胡绩伟等，当时在一起，还都猜测过学校里谁是共产党。但没有结果”。李碧光高价把《国家与革命》卖给感兴趣的同学，当然也不是党员做派，显然没有宣传马列的意思，更像唯利是图的商贩——看来杨伯恺也没有把他看作自己人，而是卖书收钱，公事公办。同时，李对“革命”的理解也还是“抗日救亡、收复东北”，而非马克思主义：这再次提示我们，救国热情是怎样引导了一批人“走上革命道路”，但也显示了二者的距离。
事实上，在真正转向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前，人生经过的每一个站点都可能通向另一道路（不一定是敌对的，但是不同的），大家就此分道扬镳。比如，郭琦另一位同学李斛在读了卢那察尔斯基之后，立志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画家”，每天“跑到成都街头画那些他认为的无产阶级，像小贩、挑夫、车夫、叫花子之类的人。画完之后，拿回宿舍给大家看”。但李斛“并没有走上革命道路，只是一直都遵循着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美学理念”，最终成为一名画家。
郭琦对自己阅读《资本论》过程的回忆，则为我们理解一个左翼青年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生动案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先是粗略地翻了一遍，不明白。我就觉得要用笨办法看。”他想起小时候家庭老师教他读《左传》的办法——“反复地念，反复地背，慢慢就懂了”，将之“发展了一下”，希望借此读懂《资本论》：“某一句、某一段看不懂，我把它抄下来，然后，一字一句地去找来些材料比对着读。这样读起来就慢多了，但到我师范快毕业的时候，总算是勉勉强强把上册通读了一遍，写笔记、摘抄、记录疑难问题等等，下来大概有十几万字了”。
郭琦在《资本论》上下了大功夫，可是，他自己明白，“对马克思讲的那一套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历史趋势这些”，仍没有“清晰的概念和认识”。也许沿着这条路子下去，他也可能和李斛一样，成为一名有所专长的学者（那其实才是郭琦本人的理想），而未必“走上革命道路”。事实上，彼时的郭琦还认为叶青“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至名归的代表者”，而不知叶和共产党主张的分歧差异。他晚年反思这段经历，说那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朦胧的，混沌的，自己都搞不清楚，也就没有什么辨别能力”。不过这不意味着郭琦是个特例：当时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兴趣，而认识“朦胧”“混沌”的左翼青年比比皆是。
郭琦校长（中）与刘持生教授、金启华教授在西北大学校园。图源：西北大学官网。
“走上革命道路”
要从一个左翼青年转向共产党人，还需要更重要的机缘：来自党组织的引导，这是造就他人生道路的第三个因素。此时，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登场了，就是车耀先。其时车是四川一师的老师，借注音符号促进会传习处为掩护，“通过平时在学校对同学们的观察，有选择地叫同学到他家去，说是讨论注音符号的问题”，实际上是宣传革命。车的讲授颇有策略，主要是“讲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分析国内外的大事，慢慢地我们这些学生对国民党、对政府的态度就变得相当对立”；待时机成熟后，才开始“谈红军，谈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谈具体的共产党人”。但车耀先始终没有挑明身份，只给学生传阅左翼文艺作品，而不传播“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或者有关党的纲领文件之类的东西”；学生也只当他“是个经历丰富、颇有见地的长者”，凡事向他请教而已。所以，此时的郭琦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仍是“肤浅、朦胧”的，“甚至不明就里”。
然而，按照郭琦本人的看法，“真正”使他对中共“有所认识”，乃至“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共产党组织”的，还是“1935年8月暑假成都高中学生的军训”——这是将他推向“革命道路”的第四个因素。那次军训的负责人康泽的表现其实相当正面，“把工作还是搞得很认真，也能吃苦。他能说到做到，真的就是和我们在军训期间朝夕相处”，趁休息时间“找同学谈话，推心置腹地讲应该怎么抗日”。他相当自律，在8月份的酷热天气里，“要么是一身军装，要么是一身中山装，风纪扣都扣着，一丝不苟，严正得很”。“康泽本人，包括他领导的那些人，也是和我们一样训练，吃一样的饭，同学们见到这些，不由得对国民党产生了好感，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可以带领大家抵御日本人的侵略”。
然而康泽的错误在于过犹不及。他对学生大谈中国应该实行法西斯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不但“了无新意，大家都听得多了，反应平平”，甚至还惹人反感，“适得其反”。然而康泽“那么聪明、勤勉的一个人，硬是不懂这么一点浅显的道理，依然整天讲，整天讲，他简直看不出来到最后大家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了”。郭琦这样的左翼学生则觉得这套道理，包括康泽请来的陈立夫、刘健群讲的那些东西“不伦不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实在是有些浅薄了”。
郭琦。图源：西北大学官网。
郭琦承认，康泽这些人是真正地“忧国忧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生活也是简朴得很”，“你能说他都是假装的？”但事实上，却“没几个人买他的账，失败得很”。那和康泽的判断失误有关，也和国民党的表现有关：说一套做一套，把国家、民族都变成自己一党“私利”的“工具”——“这把戏，又有谁看不清呢。所以仔细想想，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批学生，有谁是天生的左派呢？还不是他国民党自己把自己的锅砸了”。
这番分析鞭辟入里，提示我们：历史的走向并不取决于任何抽象的“必然性”，而是历史行动者那些零零碎碎的具体行为。在其中，个人的品行操守并不比思想的深刻新颖更能打动人，而一个组织的公信力，更是造成人心向背的关键。显然，这些都不算是“理性”的因素，但这也恰好告诉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必须懂得尊重情绪、情感的力量：哪怕只是一时的厌恶与反感，也可能推动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另外一端。因此，对历史起作用的，未必都是那些“积极”正面的力量，有时那些“消极”因素反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看起来像是“喜新”，实质可能不过是“厌旧”的表现。
决定历史走向的不只是情绪，也有误解。晚年时的郭琦坦言，自己当年只觉得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一再退让，“太软弱”，才加入救亡之中，既不知日本的军力、国力，也不知道“咱们军队的情况”，甚至川军出川抗日，“穿着草鞋上前线，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直到1943年见到日本俘虏，才知道他们个个是穿皮鞋的。他说：“我，也包括我的同学们，对中国部队的了解，对日本部队的了解，从一开始，真实的情况就是没有个啥认知”，只能看表面现象。“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回头来看，战略意义巨大，但对普通人来说，只能看到的是军队在一味地撤退撤退再撤退，失地千里。”对于中共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多数人也不知道“以后是个啥样子”——“能有战略眼光的人不多，我也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的历史
郭琦的口述涵盖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经历，也是他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共同经历。他们都有一个从爱国学生、左翼青年再到共产党员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被各种因素所形塑：其中既有对国家存亡的本能关切，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还有对手失误的送分。他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形下是不自觉的，每一次选择都强化了之前选择的效应，但也可能成为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分岔口：即使是一个左翼青年，也无法保证就必定“走上革命道路”。历史中充满了各种情绪、误解、一时的懵懂、含糊的想象，而当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在共同作用下，产生出一种“确定”的后果，它就立刻在胜利者眼中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的证明。然而，正如郭琦在口述中所说，当历史“还小”的时候，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并不知“以后是个啥样子”，没有人能预测未来。这是句老实话。“看不出来”，才是历史的常态；说自己能“三岁见到老”？——那是吹牛。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东杰；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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